2020.03.01
[上回提要：來盂買八天七夜，第一天深夜到埗，第二天早上Hashim帶我遊覽，下午我一個人閒逛，第三天到第八天都是workshop和conference，所以，以旅行簽證入境的我，未有被入境處遞解出境是萬幸]
落機當晚，到達青年旅舍時已經夜深。搭的士來到幾個月前已經在Booking.com訂房，在Bandra Chapel Road 43號的Cohostel。當我準備按地下黑色鐵閘的門鐘，在pizza店門前的人叫住我，指示我打開鐵閘，從旁邊樓梯上樓。原來樓上橙色的門才是青年旅舍的入口，每晚都有不少人圍坐在窄窄的樓梯聊天。
上次入住青年旅舍，已經是2007年在澳洲跟朋友自駕遊Sydney、Melbourne、Adelaide和Kagaroo Island。之前都是背著背囊遊走，這次提著行李箱，進入青年旅舍，看到窄長的走廊，又窄又斜的樓梯，真的感到青春不再，先用十秒思考其實是否該用背囊？然後用十秒想過這個節省旅費的決定是否化算。想到八日七夜住在女性六人房間，只是港幣739元，比起大會推薦在Main Conference旁邊的Hotel Rangsandra，是少於三分一的價錢，就毫無懸念。
這幢矮樓房的閣樓也是屬於青年旅舍的，一邊是公共空間，一邊是廚房。每天下午五時至六時都有免費的奶茶供應。晚上這裡很熱鬧，來自世界各地的住客，會聚在這裡聊天。可惜我受到香港疫情影響，沒有輕鬆的心情，後來幾天更開始擔心回港的航班會取消。而且，與以前背包遊不同，現在大家都知道香港在哪裡，香港在發生甚麼。曾經，我用BNO遊歐美，都會被問為何我貌似日本人，但護照由英國發出，地點是香港？香港在哪裡？到底我是哪個國家的人。現在，大部份的人聽到香港，都會一臉同情，然後問：「香港現在還好嗎？」我都只能反問：「你說的是社運還是疫情？」
唯獨一晚，我在這裡遇到來自德國的K，那天早上凌晨她到達旅舍，過兩天她就要搭火車去找在印度南部的小女兒。她的女兒今年正值Gap Year，在印度南部做義工，明年才讀大學。我很欣賞她放心讓女兒隻身到印度，也容許女兒享受一年的Gap Year，還跟她提到香港、亞洲家長很難做到。然後，她給我說她的故事：原來她是東德人，柏林圍墻倒下的時候，她正在唸大學主修農業。我對她的經歷很有興趣，跟她分享了我之前 讀《形塑歷史—-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》 ，當中提到東德人在時代變遷下的體會，遠不是西方人幻想中對自由的熱切。她很認同，德國統一，東德幾代人都出現身份危機問題，特別是她的父母那一代。回想當年，她很迷惘，因為她很抗拒資本主義。於是，她在畢業之後，跟朋友到處旅行，印度就是她的目的地之一，她遊遍整個印度，而印度也是她最喜歡的國家。我用了一個敘事的問題：「當年的印度之旅，怎樣影響著你？」她想了一會，說那趟旅程讓她感受到快樂：印度人很快樂，不論貧富宗教。從印度回到東德，她在一個農場工作， 遠離城市，堅持她心中的快樂生活模式，不向重物質的資本主義生活妥協。成家立室、孩子長大之後，她持續進修社工。然後，我們又談到香港的情況，特別是社會兩極化，嚴重分化的立場，她的回應是：「Hatred can’t help！」不論是對哪一陣營而言。
回想第一次入住青年旅舍，就是大學二年級暑假和同學一起去美國背包遊；然後是畢業後兩年在轉工期間，因為趕不及辦簽證，就拿著BNO一個人去免簽證的意大利和瑞士；再然後就是十多年前和朋友去澳洲。YHA的標誌，對我來說就是青春的回憶。每次都會期待到附近超市買食材，然後回到共用廚房煮食。而我也從沒入住過有廚師的青年旅舍。這次是頭一趟，還遇上一個滿有性格，樣子很兇的「廚房佬」，大家也不敢惹他，拿他沒辦法。洗碗盤永遠有一堆未清潔的碗碟，想要自己用廚房，其實也不容易，生怕搞亂廚房佬的主場。一天早上，我見到他跟孩子傾電話，流露出很溫柔的樣子。 他留意到我忍不住看他講電話，掛線後，也開始來逗我聊天，雖然一點英語也不懂。他主動給我奶茶，我也滿心歡喜，嗜甜的我很喜歡印度奶茶，過了一會才記起早上服的抗虐疾藥丸忌飲奶，萬分抱歉地用身體語言把奶茶交回廚房佬，他明白我要服藥，很失望地把奶茶倒回茶煲裡。然後，他看到我從香港帶來的日本咖啡掛耳包，很好奇，問我幾錢一包，是哪裡做的？我說日本，他問我是不是日本人，我說是香港人、中國人。他很高興地從抽屜中拿出一些茶葉，說是他朋友送的。然後，他跟我說每天工時長，已連續上班好多天。
在這裡，本來是七點開始有早餐供應，但其實是廚房佬七點開始準備，熱騰騰的早餐配料是八點才供應。早上八點前，有個小弟幫他打掃洗碗。因為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八點前出發，所以只有一天的早上，才可以享用他造的早餐，其餘的日子，都是吃在櫃裡找到的香蕉和麵包。下午三點開始可以點菜，由廚房佬主理。我的經驗是，這裡基本上是香港一些米芝蓮級私房菜餐館。其實是可以無視餐牌的存在，因為一切都視乎廚房佬準備了甚麼食材和他的心情。試過因為其他人都點了一款晚餐，他叫我都選同一款。那好吧！怎料，他煮兩個雞蛋和咖喱汁，用了兩個半小時。幸好，那夜有K跟我餓著肚皮聊天打發時間。後來幾天早晚，我跟廚房佬用身體語言和英語單詞交流，晚餐索性直接問他要煮甚麼給我吃，他拿手的菜式是甚麼。
這個社區，到處都是塗鴉（grafitti）和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雕像，看來是曾被「活化」項目，衛生卻不太好。有天清晨，在青年旅舍不遠處，就差點一腳踏在一隻肥大老鼠的屍首上。有一天晚上，聽到青年旅舍的義工說，在印度看到老鼠到處走是日常。
青年旅舍的地下原來是一戶伊斯蘭教家庭，黑色鐵閘上的門鈴是他們家的。週末的早上，我遇上他們的兒子，身高和樣貌看似十四、十五，問我是不是Chinese，我急急澄清，我是來自香港的，沒有咳嗽和發燒。原來，我是住在這裡的第一個Chinese，他興高采烈地跟我說他知道Chinese說Putonghua，以為全部中國人都是講普通話的吧！與他和他的弟弟用英語閒聊，才知道他近二十歲，已經在讀大學。我以為這區與基督教有些淵源，沒有其他宗教的居民，在他家門前就是一尊耶穌十字架像，除了他一家之外，還有幾戶伊斯蘭教的居民。因為在香港，有一些，也不是全部伊斯蘭教朋友，會比較在意。但似乎「以為」這個假設，又一次把我的知識規限了。
有一天workshop完結，搭的士回青年旅舍，天還未黑，看到路口的藥房，我真的是兩眼放光。好懷念只是賣基本護理產品，在民居範圍內，服務街坊的藥房。跟老闆聊了幾句，他說都沒有三層口罩了，只有兩層的。他問我要去哪裡，我說要回香港。這些對話，在後來幾天都有出現，然而店主的反應不一：有的直接說沒有貨，有的會為我送上祝福。結果，我在這裡買了一支250ml的搓手液，也是整個旅程第一支的搓手液。因為朋友說，在香港連火酒也沒有貨。我在出發之前，是準備回到香港之後，買原材料自製搓手液的。
由青年旅舍步行去Main Conference的場地，不過10分鐘的路程。來到才知道，原來主辦單位安排嘉賓講者們入住的地方是YMCA International House，根本不是在Bandra這一區，而是比較就近workshop的場地。安排行程時，以為每天的活動都在旅舍附近的場地，滿以為可以節省不少當地交通費，結果，六天有四天要搭Uber來回去workshop，早上要避過塞車時間，唯有八點前出門，車程也要半小時。當workshop完結，就剛好是下班的時間，要一小時才回到青年旅舍。除了累一點，也有它的好處，就是可以在欣賞路上的風景，包括海邊的清真寺Haji Ali Dargah和Bandra填海區的Yoga Park。
其實，選擇入住青年旅舍，還有一個原因：讀過一篇David Denborough寫於2012年，回顧集體敘事實踐的文章（Denborough, 2012），提到1993年他在Adelaide上Michael White的課，就是住在Dulwich Centre附近的青年旅舍，他每晚都在青年旅舍的公共空間重溫當天所學。我一直就希望有機會可以去外國上課，聽前輩們的分享，溫故知新也好。若然有此機會，所學的當然比留宿條件更重要。而青年旅舍的環境比酒店來得更有個性，雖然我心繫香港疫情，每晚也盡量把當天的筆記翻看，雖然未能即時消化，相信十年、二十年後，這趟旅程所學的，仍會與這個環境的記憶緊扣。
出走原委：被選中的香港人
參加活動：敘事實踐（敘事治療）會議：Weaving our Voices
敘事山谷村 - 來自香港的敘事實踐課程、服務及經驗分享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