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.09.16 [內含劇透]
最近被問起，回看拍紀錄片的經歷，有甚麼感想。比起拍攝期間，今天我更肯定，我承受不了拿著攝錄機對準備被攝錄者的權力。面對不知如何收尾的壓力，也一直無法排解，早前在灣仔藝術中心看《我們的青春，在台灣》，臨近尾聲時，跟著傅榆導演哭崩。
離《家長應援團》最後一次在香港公開放映，已有三年的時間。紀錄片中十一、十二歲的男生，今日已經是十九、二十歲的成年人。雖然是紀錄短片，也跟拍了兩年，也建立了一定的關係。當時孩子總會衝著我來問：「為甚麼選我？」其他孩子也會問：「為甚麼選他？」在我這方面，因為我想要用這部片，帶來一點轉變，或者在時間線上能留下些甚麼 。也許，每一位紀錄片導演都抱著這個心態。結果，孩子沒有做些甚麼特別的事，沒有去台灣升學打棒球、也沒有繼續熱心的投入香港棒球隊、和父母的關係也沒有很大的變化；也許有，在當時我們都不知道，也沒有拍進鏡頭裡。我總以為，我沒能把故事好好說完。
在《我們的青春，在台灣》裡，傅榆導演把自己和兩位主角：陳為廷和蔡博藝綑綁在一起。某程度上，她在拍攝的同時，也在策劃中港台民主運動的連結。她也說得很明白，她想要在這方面做點甚麼，但結果事與願違。最後，導演安排陳為廷和蔡博藝看當年拍攝的片花，來一場正面對談。受訪者反過來安慰導演，不用給自己太大壓力，也點出，大家也不能把希望寄託在一兩個人身上。
當日拿著攝影機拍攝，操控著剪接軟件編輯，反覆問自己無數次：「這是被拍攝者想說的，還是我想要表達的？」我沒有傅導演的本事，安排被拍攝者在兩、三年後坐下來，重新看當日的片花，來一場對話。想像不到會有怎樣的對話，我當年也沒有這個能耐，也生怕自己介入太多。前輩好像也有這樣的建議吧？也反覆提醒，拍片時導演的位置、責任和角色：「要把故事說好，讓觀眾感動。」後來，學習了敘事實踐方明白，自己一直想做到的是「去中心化」，從來都不想把自己放得太重，一直在思考：「這是當事人想說的話，還是我想要呈現的？」同時，我也渴望在影片最終定稿前，能得到當事人的同意，也是一種尊重。結果，我落在左右做人難的境況，從此也沒有動力再拍片，反而期待做更多敘事實踐。
無論用多少時間，以為自己有多了解當事人的心境 ，做好一個說故事的人角色，實在不然。看著八年前那一代的孩子，今天有更大的勇氣為未來去闖。他們也更明白自己的難處，把自己看得更輕，才得以進退有時。似乎深明只有這樣，方能用行動把故事說下去。聽著《我們的青春，在台灣》片尾的主題曲，恍忽明白了甚麼，又跟大家學懂了甚麼：
我漸漸明白
再見並不容易
在路上沒有誰
該是誰的引領
我們一起寫下
深愛過的青春
卻忘了完成
告別的那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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