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故事說下去

2019.09.16 [內含劇透]

最近被問起,回看拍紀錄片的經歷,有甚麼感想。比起拍攝期間,今天我更肯定,我承受不了拿著攝錄機對準備被攝錄者的權力。面對不知如何收尾的壓力,也一直無法排解,早前在灣仔藝術中心看《我們的青春,在台灣》,臨近尾聲時,跟著傅榆導演哭崩。

離《家長應援團》最後一次在香港公開放映,已有三年的時間。紀錄片中十一、十二歲的男生,今日已經是十九、二十歲的成年人。雖然是紀錄短片,也跟拍了兩年,也建立了一定的關係。當時孩子總會衝著我來問:「為甚麼選我?」其他孩子也會問:「為甚麼選他?」在我這方面,因為我想要用這部片,帶來一點轉變,或者在時間線上能留下些甚麼 。也許,每一位紀錄片導演都抱著這個心態。結果,孩子沒有做些甚麼特別的事,沒有去台灣升學打棒球、也沒有繼續熱心的投入香港棒球隊、和父母的關係也沒有很大的變化;也許有,在當時我們都不知道,也沒有拍進鏡頭裡。我總以為,我沒能把故事好好說完。

在《我們的青春,在台灣》裡,傅榆導演把自己和兩位主角:陳為廷和蔡博藝綑綁在一起。某程度上,她在拍攝的同時,也在策劃中港台民主運動的連結。她也說得很明白,她想要在這方面做點甚麼,但結果事與願違。最後,導演安排陳為廷和蔡博藝看當年拍攝的片花,來一場正面對談。受訪者反過來安慰導演,不用給自己太大壓力,也點出,大家也不能把希望寄託在一兩個人身上。

當日拿著攝影機拍攝,操控著剪接軟件編輯,反覆問自己無數次:「這是被拍攝者想說的,還是我想要表達的?」我沒有傅導演的本事,安排被拍攝者在兩、三年後坐下來,重新看當日的片花,來一場對話。想像不到會有怎樣的對話,我當年也沒有這個能耐,也生怕自己介入太多。前輩好像也有這樣的建議吧?也反覆提醒,拍片時導演的位置、責任和角色:「要把故事說好,讓觀眾感動。」後來,學習了敘事實踐方明白,自己一直想做到的是「去中心化」,從來都不想把自己放得太重,一直在思考:「這是當事人想說的話,還是我想要呈現的?」同時,我也渴望在影片最終定稿前,能得到當事人的同意,也是一種尊重。結果,我落在左右做人難的境況,從此也沒有動力再拍片,反而期待做更多敘事實踐。

無論用多少時間,以為自己有多了解當事人的心境 ,做好一個說故事的人角色,實在不然。看著八年前那一代的孩子,今天有更大的勇氣為未來去闖。他們也更明白自己的難處,把自己看得更輕,才得以進退有時。似乎深明只有這樣,方能用行動把故事說下去。聽著《我們的青春,在台灣》片尾的主題曲,恍忽明白了甚麼,又跟大家學懂了甚麼:

我漸漸明白
再見並不容易
在路上沒有誰
該是誰的引領
我們一起寫下
深愛過的青春
卻忘了完成
告別的那頁

《我們的青春,在台灣》香港線上看

 

這個slideshow需要JavaScript。

發表迴響

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:

WordPress.com 標誌

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.com 帳號。 登出 /  變更 )

Google photo

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。 登出 /  變更 )

Twitter picture

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。 登出 /  變更 )

Facebook照片

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。 登出 /  變更 )

連結到 %s